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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海洋观嬗变对历史进程的影响

发布时间: 2017-0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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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爱好读书,善于思考,十分重视历史的镜鉴意义,“欲知大道,必先为史”。他指出:历史是前人各种知识、经验和智慧总汇的“百科全书”。历史,“诉说着过去、定义着现在、引导着未来。”人们总是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发展。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承担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使命。研究海洋,必须了解人类海洋观嬗变对历史进程的影响。

一,海洋是“共有物”为人类原始海洋观

人类居住的地球是一个水球,不仅海洋面积占地球表面积的71%,而且海水的平均深度是3682米,土壤的平均厚度只有5米,适于耕种的沃土平均土层只有几十厘米。所以,地球的主体是海洋,维持人类生存和决定人类命运的不是陆地而是海洋。海洋诞生了原始生命,是一切生命的基本支持系统,保障人类可持续发展的物质基础,海洋与人类文明的产生和发展密切相关。

人类仰望大海,亲近海洋,在生活和生产交融中逐渐认识海洋,海洋观念不断更新。古老中国沿海居民,在靠海吃海的实践中,悟出了海洋具有“舟楫之便,鱼盐之利”的用途,纷纷下海谋生,创造过海洋辉煌。古希腊人善于开拓、求索,创造了辉煌灿烂的古希腊文明,使希腊成为西方文明的旗帜和摇篮。

人类同海洋融合过程中,海洋观念不断发展变化。起源于2500多年前的古罗马法及古代法学家认为:“海洋同阳光、空气一样,是大家的共有之物,供人类共同享用。”这是人类最早的海洋观。当时人类过着靠海吃海的平静日子,操弄舟楫,采盐捕鱼,并开始交换多余物品,逐渐形成海上贸易。

2000多年前,地中海地区海上贸易开始盛行,中国的丝绸、瓷器和茶叶深受各国青睐,传播到达欧洲,中国海民创建了海上丝绸之路,同沿途各国人民共同开辟了连通欧亚两大洲的经济带,开创了海洋经济全球化的漫长历程。

然而,国家间自由贸易引发的利益冲突频繁发生,出现了保护商业运输的军用船舶,开始将“共有物”变为国家“私产”,打破了人类共同拥有海洋的平静,海上争夺与战争时而发生。波斯和希腊间打响了大规模的波斯海上战役,参战舰船达数百艘,将平静的海洋变成为血与火的战场,国家吞并、政权更迭成为社会历史常态,影响了人类文明和历史进程。

二,“控制海洋”与“海洋自由”是国际博弈的主要形式

一些古代思想家、军事家因征服、杀戮而兴奋,用武力侵略获得爆利而鼓舞,纷纷著书立说,创建海权理论,海洋学术空前活跃,一批思想家、哲学家、法学家、军事家应运而生,相继登上历史舞台。

修昔底德是最早注意到贸易和军事联系的思想家,他的传世经典《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几乎涉及了希腊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影响到人类海洋观的演变。他认为地中海克里特岛上诺萨斯王国的米诺斯国王是第一个组织海军来保护商业航运,并利用海军进行征服、扩张国土的成功国王。他进而提出:“海军是海上强国势力的来源,它们为国家取得收入,是帝国的基础。”“为控制贸易市场和经济利益,国家必须建设海上力量,以控制海洋通道的自由运用,并阻止他国利用海道。”

修昔底德初期的海权思想由西塞罗、色诺芬、狄米斯托利克等思想家归结为“谁控制了海洋,谁就控制了世界”的著名论点,刺激一些国家大力发展海军,争夺、称霸海洋形成世界潮流。海上战争逐步升级,将肉弱强食的“丛林法则”发挥到了极致,影响了世界秩序,动荡了世界政治格局。于是,璀璨的地中海文明,将光明和财富带给人类的同时,打开了“潘多拉魔盒”,将战争灾难遍布世界海洋,一些强国开始侵略、征服和杀戮,制造了海上强国此起彼落、兴衰更迭的战乱历史,给人类带来了来自海洋的深重灾难。

1609年,荷兰著名法学家格老秀斯出版了《海洋自由论》,认为“海洋是不可占领的,应向所有国家开放,供他们自由使用。”“各国拥有自由航行和海外贸易的天赋权利。”显然,海洋自由论挑战海洋强国称霸海洋的殖民、扩张行为,回归到“海洋是人类共有物”的原始海洋观。千百年来,世界上海洋争夺与战争从未停歇,“海洋自由”和“控制海洋”成为大国博弈的主要表达形式。格老秀斯为代表的闪耀着国际法思想光芒的真知灼见,蕴涵着海洋是人类共同财产、各国应当互相合作、和平使用海洋的思想,奠定了现代国际法的基础,至今仍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19世纪末,美国海军上校马汉的《海权论》出台,它继承了“谁控制了海洋,谁就控制了世界”的古代海权思想,进一步总结历史,提出了“所有国家的兴衰,决定因素在于对海洋控制”的系统理论。马汉《海权论》的核心观点就是:利用强大舰队,通过战争手段,达到称霸海洋的战略目的。它顺应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海洋扩张时势潮流,适应了美、英、德、法、日等西方国家海洋扩张战略的需要. 激发了“钢铁时代”欧洲海军的强烈复苏,推进了西方国家利用海军征服世界的历史。并促进美国海军迅速崛起,把势力范围扩展到了西太平洋,造就美国成为海洋新霸主,马汉被吹捧为“海权鼻祖”。

然而,马汉的《海权论》不是海洋“圣经”,只是在特定时代、特定国家的历史产物。随着时间推移,《海权论》与海洋形势发展形势渐行渐远,必然被历史淘汰。正如英国军事家评论:“海军主义者也许是过分夸大了少数西方国家在一个十分有限的历史时期曾经有过而在以后可能不再出现的独一无二的经验”,“用简单的征服殖民地的方法夺取领土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因而海权的某些好处也随之消失了。海权的一般作用随着形势的自然发展,正从故意拔高的顶峰降了下来。”

中国外长王毅在今年“两会”记者会上回答记者讲:“中国人的海洋观推崇郑和,看重的是海洋合作;而有些人信奉的是马汉,热衷控制海权。”这里,郑和的“和”及马汉的“霸”,形成鲜明对比。我们必须摈弃马汉时代的《海权论》,给新时代的海权观赋予新的内涵。

回顾海洋史,海洋一直是各国争夺、冲突的重要场所,也是世界大战的主要战场。一些海洋国家因控制、称霸海洋而兴盛,又从海洋拼搏中衰败,演绎着争锋称雄、此起彼落的乱世格局,这便是制造“修昔底德陷阱”的历史依据。平静的海洋沦为血与火的战场,给世界各国人民带来血腥灾难。

伊比利亚半岛辉煌一世的葡萄牙和西班牙两个小国,演绎了“向海扩张,由海退缩”的历史过程,被迫退回到它出发征战的本土。历史昭示,虽然依靠穷兵黩武一时控制海洋,获取巨额财富,一时支撑繁荣富国。但把国家的发展押在侵占和抢夺别国主权和财富上,最终必然导致内外交困,无可挽回地急剧衰败,决定了他们必然回到们远征出发地的宿命。

然而,360多年前《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立了平等和主权原则,但将国家主权绝对化,制造了国际间“零和博弈”、争夺不息的困境。从150多年前《日内瓦公约》确立的国际人道主义精神到70多年前《联合国宪章》明确以“维护国际和平及安全”、“制止侵略行为”、“促成国际合作”为宗旨,但未能制止世界上军备竞赛和武力威胁,冷战思维依然存在,让世界处于“核恐怖阴影”和冷战对抗威胁状态,当今世界仍然很不太平。

如何实现人类的普世愿望,遵循国际法重塑海洋新秩序,摒弃“弱肉强食”丛林法则继续争霸海洋,真正实现“和平使用海洋”,开创一个由各国共同管理海洋、共享海洋资源的新局面,这是人类当前面临而必须处理的最大课题。人类应该镜鉴历史,找出根本解决之道。习近平总书记在2017年新年贺词中说:“我真诚希望,国际社会携起手来,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把我们这个星球建设得更加和平、更加繁荣。”中国创导各国“共建一个和平、合作、和谐的海洋”,便是当今最新的海洋观和共同的行动纲领。

三,国际海洋法回归“人类共同财产”的历史原点

纵观世界历史,理念引领行动,方向决定出路,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是人类孜孜以求的目标。习近平总书记点评当前世界变化特点,“数百年来列强通过战争、殖民、划分势力范围等方式争夺利益和霸权,逐步向各国以制度规则协调关系和利益的方式演进。”世界殖民体系瓦解,传统的大国争锋、武力争夺瓜分海洋的形式已经成为历史,新兴国家独立和日渐壮大,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世界格局发生深刻变化,国际社会正向国际制度规则交锋来实现利益分配,全球治理体制变革正处在历史转折点上。

基于海洋是世界大通道和人类尚未开发的最大资源宝库,海洋事业决定着一些国家的兴衰强弱,海洋必然成为国际竞争、争夺的主要领域。尤其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实施“由海向陆”战略,继续推行海洋霸权,海洋成为制造事端、引发国际干预战争的重要场所,战争威胁主要来自海洋。人类如何降低、消弭来自海洋的战争威胁,实现和平、公平地开发深海资源,以满足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需要,是“海洋世纪”人类面临的关键性课题。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联合国召开了“第三次海洋法会议”,通过了一部影响人类发展进程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简称《公约》)。它集中了人类的智慧和创建和平海洋的愿望,基本反映了世界发展潮流和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诉求,尽管《公约》并不完善,大国利益和强权影响显见,尚有一些不确定性的争议条文,正被一些国家操弄制造不安定的海洋局面。但国际社会公认为《公约》正将改变着世界秩序,有利于各国一起共同营造“和平之海、友谊之洋”。

《公约》将世界海洋35%的面积归属沿海国管辖,而将65%的海洋主体定为国际海域,这是世界海洋历史上第一次以和平方式、共同协商来实现的世界上最大范围、也是最后的海洋大分割,并规定世界各国将用和平、合作的方式从事海洋活动和开发海洋资源,从法律层次上终结了一些海洋强国推行战争来争夺、瓜分海洋和称霸海洋的历史。

《公约》杰出的革命性的重大贡献,未雨绸缪,将占世界海洋面积65%的国际海底区域及其所有资源法定为 “人类的共同继承财产,并由联合国组成的“国际海底管理局”代表全人类的利益,按照利益共享、用于和平目的、为人类可持续发展三个基本原则进行海底资源的勘、开发和实施国际利益的公平分配。由此宣告一个崭新的全球化生产和财政系统在海洋上诞生,创建了海洋新制度、新秩序,将更新人类的生存和生产方式,从法律范畴将海洋回归到“大家共有物” 的历史原点,将人类海洋观提升到了最高境界,是现代海洋法律发展的里程碑。

海洋在历史上创造了人类文明,为人类生存和可持续发展提供物质基础。今天《公约》将国际海底及其所有资源规定为“人类的共同继承财产”,担当着全球化的引领、示范作用,为促进海洋事业健康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其积极意义无论如何高度评价都不会过分。

习近平总书记创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同《公约》确立的海洋是“人类的共同财产”的法律制度深度融合。海洋“共同财产”制度是国际化的法律基础,“命运共同体”是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珠联璧合开创一个由各国共建、共管、共享海洋资源的新时代,人类见到了来自海洋的希望曙光。

作者:陆儒德,大连舰艇学院原系主任、教授。当海军50多年,担任我国第一代导弹舰艇教学,参与驾驶我国第一艘国产万吨轮首航国外,在我国首次南极考察中荣立集体一等功,授予全国“航海终身贡献奖”。退休后出版了十几部海洋专著,有的填补了中国海洋史的空白、入选“三个一百”原创图书工程、翻译成英文版参加国际书展。在全国作学术、科普报告千余场,发表文章400多篇。我国知名海洋学者和军事评论员。本文节选自《中国海洋发展战略研究》,由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文章来源: 中国网
责任编辑: 奚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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